岁月如同攥在手中的尘土，蕴藏着多少故事
文/孙树恒
一
我是贫瘠的山村走出来的，初中以前都是这里上的，高中到县城读的。要不是考上了中专，这回还不在哪块地上耕种呢。白音昌村，我走时还是乡政府所在地。现在撤乡并镇成了一个小小的自然村了。没有了乡政府，没有了派出所，没有了供销社，在村庄的腹地,形成了自由市场,村庄的南端是一条几乎干涸的牦牛河。几十年了,它还是不见涨，每天迎接着阳光,又消失在暮色中。
这里的人们世世代代都靠种地为生，靠天吃饭。人们没有规律地而又辛苦地生活着。不过开始有一些人去外地的城市打工,必须以其他方式赚钱,我的父亲早年也在其中。对我的影响也是很大的。我知道父亲的艰辛,父亲满是皱纹的脸上早已有老去的痕迹。
后来参加了工作，就在县城。这一呆就是十三年。
我离开县城的时候是秋天。
当我在那个秋天里背负理想的行囊悄悄上路时，我的心里依旧充满了温暖的阳光，尽管，秋风是那样的强劲，前景是那样的渺茫，而我的行走虽然有目的，有方向，可是不知道在前面等待我的到底是一片明朗的天空，还是一片未知的梦魇？
二
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，一九九四年的国庆节前夕，我要到西部一个城市工作。我满怀好奇和兴奋，离开县城去一个大城市工作，以为是多么幸福的事情。
那是一场滂沱大雨刚过,我将自己的想法跟爱人说了下，爱人不同意。她说在旗里很好的，三十初头就当了科级干部。日子也过得去，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，何必跑那么远，人生地不熟的。父亲还是与平常一样,没有太多的言语,没有明确地表达了他的想法。从小到大,换了几次岗位，他从没有干涉过我的工作。我说去试试吧，不好再回来。
正是假期，火车上人很多，我只好买了个硬座，一路上，我无暇顾及车外的风景，也无心流连车上人情。依靠在座位上，睡了醒，醒了睡，一共坐了三十三个小时，才到达这个城市。从车站里走出来,看到汹涌的人群、喧闹的街道，突然有种不知所措的感觉。
我不敢远走，就住进车站附近一个叫春风旅社的地方。
第二天早晨,太阳老高了，我才起床，就下楼吃饭。旅社门前有几个穿白大褂的人在那摆摊，桌上有个牌，牌上写着义务咨询，免费看牙。我那时牙龈总出血，那就治疗吧，还是免费的。几个大夫模样的人就凑了上来，非常热情地给我看了起来。一个身材高大的“医生”，拿着钳子、锥子一类的家伙，扳开我的嘴，经过半个多小时的敲打、摩擦、洗刷，满嘴是血，腥味夹杂着焦糊味，给我的感觉不像是治疗牙病，倒像是修下水道一样，很恐怖的，至今还心有余悸。我以为完事了，可以拍拍屁股走了，没成想，“大夫”跟我说，要交一百八十八元。我张开几近麻木的嘴，不利落的问，不是免费吗？他瞪圆了眼睛，哼哼地说，免费看牙，看病免费，那洗呀，涮呀，可是用的药水呀，花的工时呀，不能免费呀。他一说，穿白大褂的人都拥了过来，一个个恶眉瞪眼，好像要把我的牙一颗颗拔下来似的。好汉不吃眼前亏，我扔下二百元，捂住嘴巴撒腿跑上了楼，一天也没敢下来。
我仿佛突然间闯入了一个陌生的世界，我流连于高楼巷陌间，在那里，我看到了形形色色的男人和女人，我感到自己就像是一只孤独的鸟儿，在天空中翱翔，两边的云朵挡住我的路，天使的微笑不再迷人。
三
我工作的单位是一家保险公司，位置在这个城市的东街。那时省公司和市公司一个楼，跟行政事业单位似的，基本格局也有处级、科级什么的，几乎是党政机关的翻版。
进入公司时候,我见了总经理。他将办公室主任叫了进来。把我的情况介绍了一下，交待了一下，让我当秘书。我便跟着办公室主任，来到了办公室。看着那么多好奇的眼睛,我一下子紧张起来,曾经在县城里吆五喝六的人，也紧闭着嘴唇不敢发出任何声音。上下打量起我的穿着。
由于已经是秋天了，我穿个夹克衫，里面白衬衣，穿着我们旗生产的羊毛衫，穿着蓝色的裤子。办公室主任看到我涨红着脸、不知所措的样子,走过来帮我圆场,有人问“他是从哪里来的?”主任给大家介绍了一下。我跟大家点头致意。稍稍缓解了一些。办公室主任，给我们安排了桌子，办公用品，一堆文件。我总是低着头,尽管看桌子上的文件。手心里一阵阵出汗，总觉得有人背后盯着我看，心里直发毛。我听到屋子里进出人很多，多数是找总经理的。他们用当地的方言说话,我一句都听不懂,那些奇巧的词汇他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
我是在市级公司办公室，当秘书。总经理是个很深邃、很严肃的人，处事干练，工作严谨。员工都怕他。有人找他时，见他打电话都在外面等，常常都挤到我们的办公室来。那时我们办公室的人还不少。办公室用两组档案柜隔开，主任姓温，正如他的姓一样很温和的人，他坐在里面，我跟另一个秘书和档案员坐在外面。温主任是很幽默的人，带有浓郁方言的故事，常常引得我们大笑不止。秘书小杨是个诗人，业余时间写点小说和诗歌，很有韵味的，时不时我们交流一番，也算是情投意合吧。他结婚我是代东呢，就是他的儿子还是我给起的小名呢。
我每天做的事情，文的也有，事务的也有，忙得不亦乐乎。最有意义的事，那时公司有个小报，就老张和我办，采写稿子，去校对，那时发行量与晚报一起发，后来就发全区系统。印完了，办公室人员一起回来装信封，邮往全国各地，系统内都知道，市公司有个小报，影响力蛮大的。至今仍办着。看着散发着油墨香的小报，心里特有成就感。
保险公司搞宣传是家常便饭。不是到广场摆摊，到街道上挂条幅，就是到电台、电视做节目。有一次晚上十一点，我跟老张打个出租车去看街上的标语挂没有。结果走到半路，车轱辘掉一个，车就势倒在花池栏杆上了。好在路上车少，车也很慢，没有出现事故。胖胖的司机，一脸尴尬，忙说，拉达车不是掉轱辘，就是落门子，倒霉事让你俩碰上了。不要钱了，你们俩再打个吧，对不起了。我俩只好打上的跑了回来。当时车流量多的话，也可能一命呜呼了。可是对此我们仍乐此不疲,最爱干的事。看到街道上闪烁的霓虹灯，看到月亮升了爬上中天。巨大的黑夜,坠落到了我的胸口,分明感觉到,那是在燃烧的。
四
那时，不知是孤独，还是生疏，总想喝点酒。以排泄心中的郁闷。
慢慢接触，大家就熟悉了，不管男女，都乐得聚。下了班后,那时,我们去小饭馆吃包子,喝稀粥,端小酒,有时到他们家里自己做,喝完酒就去公司前面的卡拉丽夜总会唱歌跳舞,玩得昏天黑地,也不觉得孤独了,回来躺在办公室的床上一睡,那股亲情,那个氛围,真是很快乐的，至今记忆犹新。后来卡拉丽夜总会从二楼扔下一个人摔死了，我们就再不去了。
有次喝酒，好玄没有出大事。那是在一个同事小伊家喝酒，喝完酒到小杨家，要喝水，小杨灌满壶水，就点燃了煤气灶。大家很兴奋，说出去转转吧，我们就开车到内蒙古饭店，大家说，咱们住一宿吧，享受一下。可是本地身份证不让住，只好悻悻而走。小伊说，不好，快走吧。小杨家的水壶还在煤气灶上烧着呢。一听这话，大家酒醒了一半。赶紧往回跑。到了家后，门还开着，水壶在冒着热气，好在没有烧干，我们松了一口气，否则煤气罐爆炸，把整个楼都端了呀。
还有一次，一个同事老杨去买菜，要一起喝酒，由于是雨天，路上全是泥水，道又不平，在一个大货车拐弯时，他的自行车把后面一个骑自行车的女的挂倒了。那个女的，腿只是擦破点皮，老杨说了很多好话，她说啥也不干。一闹，人越来越多，女人的家人也来“救驾”，女的越闹越厉害，一会把裤腿子撩起来，一会把衣服退下来。看来不讹你点不罢休。那时正学济南交警，我们有个同事还装成警察咋呼他，可是人家问，你怎么不穿警服呢。同事也“没电了”。我们只好求“救兵”，结果朋友将社会的人弄来了。那人一看，什么呀，只是小女人的事情，“小玩闹”而已，人连车也没有下，拿出二百元钱，“走吧，去买点药”。那个女的一看这架势，也不闹了，拿起钱骑上车就跑了。我们也就赶紧溜了。现在想起来还好笑。
五
在这个城市的很多时候,想回去。甚至想过离开这个城市,回到那个县城。
我不喜欢人们的尔虞我诈，不喜欢人们的冷嘲热讽。常常默默走过，看着天空那群被城市污染飞鸟跳跃的影子。
当时保险公司是个好单位，领导干部子女多，东西部差别大，人员心里复杂，潜藏着深渊之地。常常不经意间的一句话，就会隔墙有耳；酒桌上的一句戏语，也会成为别人的一道“闲菜”。最让人困惑的是人们之间的条线之分，能让一些同道人分道扬镳，从“天堂”到地狱。有些我们的老乡几乎都离开了公司，我也无一幸免，几次竞聘上岗都是“陪绑”的。在那里，从四周聚集的目光,是游离的，是一种圈子，一种套子。总有双双眼睛盯着似的。
别人吃饭跳舞，是娱乐，你吃饭跳舞就是低靡。表面很好的人，随时会成为插入你肋骨的尖刀。有个同事，平时对你很热情，很关心。可是经常去打你小报告，捏造谣言。后来有人告诉我后。他说是为了我好。还绰绰有词，不是我跟领导这么说，领导也不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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